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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伯达与斯大林俄语交谈遭毛泽东训斥-杂拌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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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    在2019-3-4 0:07:55 发布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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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———毛泽东,转为斯大林———陈伯达。陈伯达大为风光,毛主席靠了边!当天晚上,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:“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。”

本书是由毛泽东卫士李家骥与作家杨庆旺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。全书分上下两册,上册详细介绍了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

胡乔木

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

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新华社总编辑。主席的大秘书中,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。

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,提供了理论基础,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。乔木从主席秘书、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。

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,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,同时照顾主席、子龙、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。一路上,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,使我感到很温暖,很融恰。

在双清别墅,初入中南海时,乔木和伯达、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。

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,总理来找主席有事,乔木主动退出回避。等总理办完事走后,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,就按电铃召我,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他太疲劳了,我没马上叫醒他,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。主席说:“对,让他睡一会儿吧,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,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,他从东走到西,又从西走到东,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。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,他终于着急了,让我叫醒乔木。

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。乔木醒后,拍拍脑袋,后悔地说:“我怎么睡着了,真误事了!”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,又开始了工作。

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,他曾对叶子龙说:“这段时间乔木、伯达等同志太累,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,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,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。”

“这事不怪你,是我错了”

一天夜里我值班,主席按电铃传我。我马上到主席卧室,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,看我进来,说:“叫乔木来。”

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,是他夫人谷羽接的。我说主席有急事,请他马上到主席处。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。

“乔木,你怎么搞的,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?”

“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,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到呢?”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。

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,见对主席说:“有份急电,你先看,我们一起找。”主席很快看了电报,签字后交叶子龙,又说起埋怨的话。叶子龙放好电报,说:“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,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。”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。

果然,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。主席脸上露出笑容:“还是子龙有经验啊!”

“乔木,这事不怪你,是我错了。”主席回头说。乔木紧张的表情平静了下来。

1949年6月,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。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,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,十分繁忙,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、材料的主笔,如著名的《共同纲领》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。期间他感冒了,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,主席有些着急了,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,他离不开乔木。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,他怕传染给主席,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。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,这和一起交流,随时询问,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。他着急地对我说:“乔木是累病的,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,我们看看他去。”

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。“乔木,把你累病了,看过医生吗?”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。“主席,我患的是感冒,不碍大事,能坚持工作,只是不能到你处,怕传染给你。”“工作离不开你啊,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。”主席说完又指示我:“告诉王鹤滨大夫,一定治好乔木的病。”

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

工作第一,又互相关心。主席对乔木这样,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。一天后半夜,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,说请主席审稿。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,先别打搅他了。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。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,也不和我说话。

过了大约20分钟,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。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。“你也有急事?”徐业夫问乔木。

“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。”乔木答道。

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,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,我要负责任,于是问他两人:“主席睡了40分钟了,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?“还是惊动主席吧,因为事情太急了。”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,知道事情如何处理。

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。我轻轻说了一声:“主席,有重要事向你报告。”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,主席没被叫醒。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,才把他叫醒。“真是没办法啊!什么事?”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,半闭着眼睛说。

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。主席坐在床上,接过稿子,这才完全醒过来。“这一稿改得好,可发。”说完用铅笔签上字。

把稿子退乔木后又接过徐秘书的电报,他看两遍,皱皱眉头,才签了字退给徐业夫。

主席休息不好,总理规定谁都不能打扰主席睡觉。后来主席说:“有重大问题需要我知道、我决定例外,否则拿工作人员是问。”

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,叶子龙、胡乔木的孩子与主席的孩子李敏、李讷在玩耍。主席起床后正吃饭,孩子们唱起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》。毛主席听后问李讷:“你们唱的什么歌啊?”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。”李讷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“这句话不对啊!”主席纠正说。“爸爸,你说的不对,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们唱的。”“李讷,和你爸爸争论什么呢?”乔木从外边进来听到他们在争论就问道。

李讷抢先说了自己的理由,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乔木说:“你来的正好,我看这句歌词真应改一改。你们想想先有共产党还是先有中国?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嘛。”“主席说的有道理,这首歌在延安时就这么唱的,已经习惯了。”乔木考虑了一下说。“彼一时,此一时。现在不能这么唱了,有错就改吗!”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“对啊,现在是新中国了。新中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。”乔木一边思考一边说。“好,加个新字就行了。”主席受乔木启发,就这么敲定了。乔木也表示同意。

从此,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。

乔木为帮助主席起草宪法累趴下了

1954年初,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,带了一个小班子,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。临走时乔木对我说:“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。”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,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。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,机灵的马武义说:“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,准没错。”

我对乔木一说,他当即答应,立马就写,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。

第二天,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。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,满意地说:“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,我看就这些。”

我马上解释:“主席,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。”“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,原来背后有人帮助!”主席开玩笑道。

到了杭州,主席和伯达、乔木、家英在读书、读外国宪法、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,开始起草宪法。执笔人主要是伯达、乔木、家英。三人分别起草,经主席审阅后,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,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。

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。乔木累病了。在主席关怀下,他去苏联治疗。1950年4月,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,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:“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,在你访苏期间,经我提议、少奇同志同意,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。”

“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?文艺处是个新工作,她身体又不太好,很难做好这项工作。所以我不能同意。”主席马上明确表态。

“这个事已经定了,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,有一定的实践经验,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,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。”

“你们定了,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。”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
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,孙勇、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。她的职务是处长,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。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,就不去了,一是身体不好;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、参加土改,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。

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,我觉得都没大错。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,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,况且又是主席夫人,在中宣部任处长,职务并不算高。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,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,安排江青这一职务,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,都没有问题。而主席反对,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,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,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,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;二是她身体不好,怕坚持不了工作。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。

“文革”前,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、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。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,没有叶子龙高,后来两人拉平了。“文革”当中的大变化,是后来的事。

叶子龙

毛主席的“大管家”

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,他和陈伯达、胡乔木、田家英、江青不同之处是,他是主席机要秘书,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。

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,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。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,1936年红军东征,机要股升格机要科,他任科长。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,与主席认识。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。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。

我刚到主席身边,一天主席对我说:“找叶科长来。”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,“叶科长”听成“烟口袋”。我心想,主席现在不抽旱烟,要烟口袋干什么?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。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,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。“银桥同志,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?”我小声问。

李银桥笑了:“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,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?”马武义说:“一定是你听错了,我去问问主席。”很快马武义回来了,他得意地说:“我说你听错了吧,主席说‘叫叶子龙来’,你听成了‘要烟口袋来’,差了十万八千里!”

他俩哈哈大笑,我也不好意思笑了。“好,我去找叶科长。”

刚要去找叶子龙,他来了。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。叶子龙也笑了,用手指着我的脑袋:“你这个小东西,以后要注意,不然还会出笑话,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!”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。

一天下午,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。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,便大声喊道:“主席,你看谁来了?”“啊,我的娇娃回来了!”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,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:“娇娃,爸爸好想你呀!”“爸爸,我也好想你呀!”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。

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。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,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。

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。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:“贺怡同志也来了,是否见一见。”“当然要见,请她来。”主席痛快地说。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。

他请主席来打牌,主席也“耍赖”

1949年12月26日,是主席的生日,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。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,主席心情不好。这一天,经叶子龙、汪东兴、师哲等筹划,吃了长寿面,看了电影。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。叶子龙、汪东兴、师哲等正在玩扑克,叶子龙问我,主席干什么呢?我说练字呢。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。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。

“主席,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,就缺一个人了。”我怕主席不来,只好说缺他一人。主席一笑说;“这么严重,非我莫属了!好,我只能出山了。”

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,马上重新组局,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,师哲和主席一伙儿。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,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。玩了一圈,果然他俩赢了。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。

主席不甘心,对师哲说:“我们要加把劲,还要注意有人捣鬼。”“对,我们要立规矩,不能玩赖,否则不算。”师哲明确提出问题。

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:“对,大家都要守规矩。”

第二把开始了。我站在主席身边,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,把好的留下,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,而且连续两次。这样主席的“实力”就大多了。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,并扳回了败局。叶子龙产生了怀疑,也提醒对家:“东兴,我们要提高警惕啊!”“大家都应提高警惕!”主席高声喊道。我心里明白,憋不住笑了。

叶子龙大声说:“主席肯定搞鬼了。”“你们才搞鬼了,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!”主席也不示弱。“李家骥可证明。”叶子龙强硬地回答。“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搞鬼,对吧?”主席坚决回击,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。

我心里明白,在这种场合我只能“装傻”。“都没捣鬼!”我高声说。

在场的人都笑了。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:主席工作太累,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,放松放松,多休息一会儿,是我们工作责任,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。

叶子龙发明了“圈阅”制度

1948年3月,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,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。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:“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?”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,说“大概还没来吧”。胡、叶说法不一,主席让叶子龙去找。

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,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。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,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、文件后,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,表示已阅。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(材料找到了)而强调“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。”主席更不高兴,仍坚持说:“我根本就没看过!”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,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。

结果各执一端,双方僵住了。这时乔木说:“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,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,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。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,光凭脑子记不行。”“好吧,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,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,要简便,省时间,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。”主席也平静下来,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,并提出要求。

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,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,设计了一个方案: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,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,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,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,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。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,逐渐成为一个制度。

“买表事件”的风波

1954年初,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,一天,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、叶子龙说:“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,存在库里,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,我们准备处理了。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,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,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,请你们统计一下。”

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也登了记。几天后,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,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。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,好像三十多元钱。

对这件事,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,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虽然带有“优先”的因素,毕竟大家都花钱了。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,批评了汪东兴、叶子龙。

戴上表的第二天,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,便问我:“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?”“不是在商店买的。”我回答说。“从哪儿买的呢?”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。我只好照实汇报。

第二天,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:“你们跟我到杭州,为什么不考虑影响?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。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?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。”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,问道:“这次买表,你也买了吗?”

“我有表,没买。”叶子龙如实回答。“这就对了。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,不光自己注意影响,还应使大家都做好。”

这件事给汪东兴、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,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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